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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所托，如世间商度隐语者，则子美之诗委地矣。”（《大雅堂记》，《豫

章黄先生文集》卷一七）我们认为对杜甫咏物诗的穿凿附会有两种情况：第

一种是杜诗本有寄托，但那是对于普遍的道理之认识或对于普遍的现象之感

慨，而论者却喜欢附会史事，句句落实，貌似深刻，其实反而降低了杜诗的

意义。例如《病柏》一诗，师氏谓为郭英义作，叶梦得谓为玄宗作，李西涯

又以为伤房劄之作，清末郭曾炘驳之曰：“要皆臆断之论。”（《读杜劄记》

第192页）其实正如王嗣奭所云，此诗“喻正人摧折，则善类悲之，小人快

之”（《杜臆》卷四），不必落实为专指某人某事。第二种是杜诗本无深义，

但论者曲为解释，例如：

舟前小鹅儿

鹅儿黄似酒，对酒爱新鹅。引颈嗔船逼，无行乱眼多。翅开遭宿雨，力小困沧波。客散

层城暮，狐狸奈若何！

此诗作于广德元年（763）。题下原注：“汉州城西北角官池作。”汉州（今

四川广汉）曾是房琯的任所，此官池即房琯所凿，故又称房公湖。仇兆鳌云：

“卢注谓讽董廷兰辈，非也。公于房相，从无讥刺语。”（《杜诗详注》卷

一二）事实上此诗完全是即景之作，诗中充满了对小鹅的怜爱关切之情，绝

无讥讽之意，卢注固为穿凿，仇氏之辩驳亦有隔靴搔痒之嫌。如果一定要说

诗中有什么寓意，那就是体现了诗人对于弱小生命的爱护，体现了诗人对“物

微限通塞，恻隐仁者心”（《过津口》）的体认，而且这种寓意是自然流露

出来的弦外之音，是不宜深文曲解以附会于具体的人物或事件的。

总的说来，杜甫在成都时期（包括避乱样州时）所作的诗歌有如下特点：

描写日常生活，吟咏平凡事物的诗较多，反映军国大事、民生疾苦的诗较少；

短小的篇什（主要是今体诗）较多，宏篇巨制（兼指古体诗与排律）较少。

这一个时期的杜诗中没有出现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、《北征》那样

的大篇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杜甫创作水平的降低，而只是体现了主题取向和风

格倾向的变化。如上所述，日常生活的细节、平凡的草木虫鱼都成了杜甫笔

下的绝妙诗料，它们的审美价值在诗人的亲切观照中实现了升华。我们知道，

在六朝时代，诗歌几乎成了高门贵族的专利品，诗歌题材大体上被局限于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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